【关于电影】 在英格玛·伯格曼1957年拍摄的电影《野草莓》中，伊萨克梦到他自己站在街角，看到一只没有指针的时钟，和一辆装载着“自己”尸体棺材的马车。对伊萨克和观众来讲，这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象征，它意味着即将到来的死亡压迫——这是伊萨克陷入反思的动因，也是整部电影的动因之一。 电影跟随着伊萨克，这个日渐衰老麻木的医生，走上了双重之旅：他要去隆德天主教大学接受一个荣誉学位，还要回首一生，走上寻找自我的道路。两条道路在电影开始就交叉在了一起，伊萨克决定不坐飞机，自己开车，带着同样忍受着婚姻痛苦的儿媳玛丽安前往颁奖地点。 在路上，伊萨克来到一座年轻时曾呆过的避暑地。玛丽安去了附近游泳，伊萨克在这里回首过去，年轻时的往事开始闪电般的回溯：在这里，他败给了另一个男人，失去了他最爱的莎拉。在下一个场景，伊萨克和玛丽安碰到三个搭便车的年轻人，其中年轻女孩也叫莎拉。事实上，两个莎拉都是由碧比·安德森扮演的，这表达出一种相似性，就像伊萨克回忆中的莎拉一样，现在的莎拉同样面对着两个男人的追求，陷入了两难境地。 第二个重要的事件是发生在中途的车祸。一对中年夫妇坐上了伊萨克的汽车，前面是伊萨克和玛丽安，后面是三个年轻人。两个人在车上开始报复性的互相攻击，忍无可忍的玛丽安停下车，要求他们立即下车离开。这种空间上的有序排列似乎暗示了时间上的线性悲剧。伊萨克想起了自己一生中失败的婚姻，玛丽安目击了自己的现在，而三个年轻人看到了自己的未来。 赶走争吵的夫妇后，伊萨克做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梦，梦有三部分：第一部分是关于自己的深爱的莎拉弃他而去，和堂弟走到了一起，这让他感到悲伤。第二部分是关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医生考试，他没有通过。第三部分是关于他的妻子不忠，伊萨克看到自己的妻子正在和另一个男人调情，他站在远处，清晰地听到妻子是多么的怨恨他的冷酷和原谅她背叛的方式。在这个梦中，每一个场景都暴露了伊萨克的挫败和麻木，昭示了他和爱之间昂贵的距离。 电影的名字叫野草莓，暗示了瑞士短暂夏日的美妙，也暗示了在我们在被责任和自我克制驯服之前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刻。在电影中，伯格曼并没有给出一个容易的答案，或者一个说教性的结论。他只是展示了问题，让结论随着问题的滋生逐渐揭露，最终给出一个和解性的答案：伊萨克在心爱的莎拉指引下，找到了自己的父母，找到了爱，摆脱了死亡与麻木的纠缠。这是一个肯定的回答，对问题坚定的回应使伯格曼的电影充满力量，把《野草莓》和动荡乏力的伪艺术清晰地区分了开来。 尽管《野草莓》只有92分钟，但显得非常完整，没有一个多余的镜头。伯格曼试图借人物的梦幻旅程，对人类自身作出自我反省并进而探究人类内心的真实世界。伯格曼的导演和奥斯卡·罗萨德的编剧都是大师级的，大量事实提醒了我们性格和风景的联系，甚至演员也没有意识到的联系。旅途的每一步都出现了新的面孔，新的困境——所有这一切都指向电影的主题：爱，人生，死亡和无力感。 伯格曼在接受卓恩·多纳一次访谈中说：“有很多问题我试图解决，我是谁，我来自何方，为什么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”当卓恩·多纳问及多年之后，他是否更明白这些问题时，伯格曼的回答是：不，我比十年前明白的更少了。尽管伯格曼表达了他苛刻的自我怀疑，但是，把《野草莓》看作他最好的电影之一并不为过。 【关于导演】 1918年7月14日，英格玛·伯格曼出生于瑞典的乌普萨拉，一个有丹麦血统的路德教家庭。父亲埃里克·伯格曼是一个牧师，后来被任命为瑞典国王的宫廷牧师。伯格曼出生时，母亲卡瑞茵正患西班牙流感，因此他的身体从小就非常糟糕，家庭医生甚至认为他会死于营养不良，不会活太久。伯格曼从小就被压抑的宗教氛围所笼罩，成长环境非常严苛，甚至尿床也会被锁进黑屋子关禁闭。1938年，伯格曼考入斯德哥尔摩大学，但并没有完成文学与艺术课程，而是把兴趣转向了戏剧和电影。 　　尽管在虔诚的宗教家庭中长大，但伯格曼却声称在八岁的时候就失掉了信仰。直到1961年拍摄《冬日之光》的时候，他才完全接受了这个事实。 　　1975年，在拍完《面对面》之后，伯格曼被怀疑偷税，遭到瑞典税务部门调查，甚至被警方拘捕，虽未遭到起诉，但这件事还是深深刺痛了他敏感的神经。1976年4月，伯格曼自我放逐，离开了瑞典，移居慕尼黑，从此与瑞典政府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斗，再也不愿回自己的祖国。直到1982年，他才再次回到瑞典，拍摄了《芬妮与亚历山大》，并声称这是他最后一部电影，宣布退出影坛。随后，他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戏剧创作，拍摄了许多电视专题片，还写了一些剧本。2003年，84岁的伯格曼执导了新片《萨拉邦德》，对于伯格曼来说，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，象征着对过去作品的告别。 作为一个导演，伯格曼具有超越智慧的天赋，选择演员往往能做到不拘一格。他认为演员心理脆弱，需要抚慰，自己对他们负有巨大的责任。一些演员和他形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，包括马克斯·冯·西多、碧比·安德森、哈里特·安德森、厄兰·约瑟夫森、英格里德·图林以及后来的莉芙·厄尔曼，每一位演员都至少与伯格曼合作过五次，无论是艺术上还是性格上都和他形成了最大的默契。 和伯格曼电影息息相关的另一个人是他的御用摄影师斯文·尼克维斯特。早在1953年，他们就开始了合作，在长期的拍摄生涯中，二人发展出一种超出常规的关系。伯格曼对斯文·尼克维斯特非常信任，从不担心摄影安排，只是在电影开机的早晨，找尼克维斯特进行一下简短的沟通，让这位摄影师明白自己想要东西即可，决不干涉他的工作，任由尼克维斯特自由发挥。斯文·尼克维斯特去世后，伯格曼的电影似乎也死去了一半，很久没有再拍电影。 伯格曼早期的电影严谨工整，晚期电影则较为随意。在谈到他的晚期作品时，伯格曼曾说，演员可以即兴创作与他本意不合的东西，他允许这样做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随着电影理念的变化，伯格曼开始让演员更多地参与到电影的拍摄中去。在最近的作品中，他甚至只写出一些电影观念，摆出需要的场景，让演员自由发挥，完成表演。 伯格曼的电影闪耀着冷峻的批判光辉，经常审视视道德、孤独、信仰等存在主义问题，从不故弄玄虚显得没有“内容”。从叙事角度来看，伯格曼与现代主义也相去甚远，他的大部分电影拍的简洁直接，优雅、内敛、朴实，与安东尼奥尼等现代主义叙事方式大异其趣。尽管《野草莓》《冬日之光》《处女泉》等电影使用了一些隐喻和象征，但总体来讲还是很清晰坚实，走出了一条属于伯格曼自己的电影之路。